说到钱，除了纸币，大家熟悉的还有金币、银币、铜币。但是有一种金属，今天的人都不想碰。在古代，它经常被用来赚钱。是铅。

在五十年代，许多地方政府使用铅、铁和其他贱金属来赚钱。今天以广州为中心建立政权的南汉国，曾经以铅为赚钱的材料。当时铸造的“甘横冲宝”铅币在广州等地已经出土了几十年，足以证明其巨大的用途。在位于西湖路流水井29号的岭南金融博物馆的18000余件(套)藏品中，还可以看到一种用于铸造铅钱的原料——南汉“官”铅锭。

铅币铸造量最大的——“甘横冲宝”

南汉是继南越之后，在岭南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

据悉，由于南汉冶炼开采规模较大，冶炼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冶炼的金属有铁、铜、铅等。，这也是岭南大规模铸币的时期。南汉的主要钱币是用铜和铅制成的，“官”铅锭是铸造“干横冲宝”的原料。目前博物馆里还有几块类似的铅锭，其中一块背面刻有“春洲”二字。淳州，即现在的广东杨春市，是南汉时期采铅、冶炼、铸造“干横冲宝”的主要产地之一。

“甘横冲宝”铅币是南汉时期最流行、数量最多的钱币。如1953年至1957年，在广州市及其郊区的金玉岗、黄花岗、桂花岗、西村公路等地发现储存有600多公斤的“甘横冲宝”铅币。1981年，广州市黄花路基建工地出土了四五百公斤的“甘横冲宝”铅币。在1999年至2000年的广州光孝寺、2004年的麓湖路遗址、2004年至2008年的原广州儿童公园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甘横冲宝”铅钱。此外，1997年在印尼海域发现的“印太沉船”和2007年在阳江发现的“南海一号”上也发现了“赣横冲宝”铅币。

有广州文博考古学家指出，1949年以后，在广州市区和郊区出土的大量“干衡宝”都是铅币，但一直没有发现铜币。这可能与南汉“城内甘横铅币，城外甘横铜币”的做法有关，违者必死。所有官员的俸禄都给铜钱，这多半与“恩将仇报”有关。但目前发现大量“甘横冲宝”铅钱的地方是在南汉时期的城外，与文献记载明显不符。此外，南宋古钱收藏家、江西饶州人洪尊(五代十国时属吴越、南唐)在全志说，他费了好大劲才收集到两枚“干横冲宝”铅钱，而“干横冲宝”铜钱是“最省”的。所以有学者推测，所谓内外，并不是指广州内外，而是指南汉国。也许南汉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干亨充宝”铅币，而南汉与中原其他地区及华南地区的商业往来主要使用铜钱。

由于经济动荡和“铜荒”，用铅铸造货币

在我国历史上，南汉长期使用铅币作为主要货币是罕见的。

当时的铅钱是“十当一铜”，即与铜钱的汇率是10: 1，铜贵铅贱。但是，南汉选择用铅造币有几个原因。一是沿袭了唐末的铸币成分，为防止“削”等行为对钱币的损伤，唐末铅含量上升，为南汉所继承。在“珍惜珍宝”之前，当时还在唐景海任使的刘寅铸造了铅“开元鲍彤”和铅五铢。但两朝十国是“乱世”，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为了降低铸造成本，用铅代替铜。三是铜钱短缺，两广铜矿稀缺，大量铜越来越多地用于建造宫殿和制作日用品，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也需要大量铜钱作为支撑，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民间不愿意使用和囤积铜钱，单向循环，恶性循环；四是用廉价的铅币代替铜币，也是南汉朝廷“劫富济贫”的做法。

总之，铅锭和钱说明南汉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用贱金属铸造货币并不是南汉独有的。有研究者指出:“五季中，货币制度不好，大量货币涌出。铅、铁、锡和钬(铅锡合金)，以及所有低金属货币都毫无准备。刘仁公(我们唐朝末年的特使卢龙，曾经自立为刘氏燕国的皇帝)，至于泥为钱(就是泥为钱)，更是匪夷所思。

然而，正如学者王贵臣所言，南汉的铅币在广东货币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这本身就很值得研究”。因为六朝时“岭南诸邦多以盐米布交易，不要钱”。在唐朝，“人们使用的布和丝绸比货币多”。可见当时岭南地区的货币经济并不是很发达。就全国而言，“以铅为材料的官造货币，数量之多，服役时间之长，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铅币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进一步探讨”。

锌在古代对赚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南汉的铅币也对邻国越南产生了影响。据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越南历史货币》一书记载:“公元917年至971年，安南主要受南汉政权控制。这一时期，中国五代十国政权南汉的‘干亨崇宝’被加入到安南流通的钱币中。干亨冲宝最早铸造于公元917年的南汉，有铜钱和铅钱两种。铅币在安南流通。”

越仿铅钱字也采用了“鲍彤”、“元宝”等汉字和铭文，形状也是方方正正的。但中国的铅币主要是铅做的，而越南的铅币含锌量更高。1745年左右，统治者公开宣布锌币(当时叫白铅币)铸造为“田明鲍彤”，并下令民间流通，这在越南货币史上尚属首次。

其实就算不考虑铅钱，铅锌在古代造币中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清代铅、锌统称为铅，在铜币铸造中最高比例约为48%，与铜的含量相当。铅锌材料最主要的来源是贵州，从而形成了一条“黔铅京运”之路。有学者统计，贵州铅京运占贵州铅年出口销售额的65.8%。

从贵州到北京的铅运输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中断于咸丰三年(1835年)，平均每年运输黑白铅450多万斤。它从黔西北的定福郡出发，经永宁、重庆、汉口、湖北、江苏仪征、直隶、天津到史静，又经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直隶。铅这种早已被人类所认识的金属，在繁荣人们的商品经济中，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