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1日，抗战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街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4天后，闻一多在云南大学法庭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最后的讲话》，痛斥国民党特务，呼唤新中国的壮丽山河。之后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师宿舍前被国民党特工暗杀。

闻一多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什么是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文人道德品格。

闻一多是我在西南联大多年来采访过很多学生的老师之一。

教师以其敬业精神和高标准的品格，给予青少年一种精神上的哺育，其影响渗透到学生的一生，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

文学教授闻一多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接替朱自清担任清华中文系系主任，但他的影响力超过了文科。他成义后，成为一代文人刚正不阿的“标杆人物”。

行走组的年轻导师

在北京的时候，我认识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友陆迪力。他跟我说起闻一多:“闻老师又高又大，眼睛很亮。他从远处走来，带着一股热气向我走来。”他回忆起长途跋涉到昆明的“走团”时光:

文老师唱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山洞里去穿破它。天又冷又黑，每个人都很累，心情都不好。山洞里突然传来一阵激昂的歌声，像车轮滚动一样隆隆作响。突然，我感到神清气爽。听着歌，我走出了山洞，眼前又亮了。歌声停止了。反而大家都觉得山洞太短，想听听这首歌。

这让我想起了高尔基的《丹科》。当人们在黑暗中绝望的时候，丹科拿出他燃烧的心来照亮人们的路。这也是闻一多在《红烛》中唱出的精神:给黑暗的世界以光和热。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吴征镒与闻一多的第一次接触，始于一个行走的团体:

这个湘黔滇徒步团有200多名学生，其中有13名老师。我记得这个。教师中有闻一多、李继东、曾昭伦、袁复礼、黄子健等五六位著名教授。其他的是助教，讲师之类的。一路上，我们特别看到闻一多先生写生——画山水。

让师生震惊的是一路上看到底层人民的贫穷落后:

一路上，我看到了中国的西南，尤其是贵州。那时候很穷，少数民族受压迫，文化水平很低。很多县基本没有小学，最好的也只有小学。生活条件很差，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麻风病。因为生活艰苦，卫生条件差，一路所见确实让我们第一次从“象牙塔”里看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们以后的思想进步影响很大。

正是在这次旅行中，温先生开始真正接触到人民的痛苦和苦难。

他曾在路上说，我们的拜访是真正的相识。国民党统治下的祖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1938年4月11日，徒步团渡过盘江后，未能在安南小县城提供200人的住宿，学生们闹了一场。然而，到了晚上，县长邀请了徒步组的先生们吃饭。这样的安排几乎把行走的群体都分裂了。

温先生这时在这里。看到学生们要像饥饿的人们一样“暴动”，他在人群中说:“我今年四十岁了，我和你们一样...谁想故意这样做...谁想活？”学生们应该马上安静下来。一个人啧啧说道，“文学……”但是没有继续下去，下面就没有人再说话了。那天晚上，王老师不吃不睡，陪着学生们坐在县政府的大厅里。12日，旅行团在安南休整，傍晚举行庆祝台儿庄胜利的游行。(纪振怀主编《闻一多全集》附录)

从这样的细节可以看出此行的不易，200人的住宿能否解决每天都是未知数。

闻一多挺身而出，不仅以走团“总务”的身份解决了黄子健的包围，还采取了与学生同甘共苦的行为来化解矛盾。他说出来，立刻感动了学生。关键时刻，克己和领导风范。

学生和“孩子”一样，害怕被“大人”抛弃。闻一多表现出“师德”的关怀和担当，具有人格的真诚力量，所以瞬间打动了学生。一夜无眠，不食人间烟火，铸就了血脉相连的师生情谊，为战时大学的依赖和坚守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这是老师和学生流亡生活的开始，他们也失去了家园。但学生还在襁褓中，父母家人都留在了沦陷区。他们视学校为家，视老师为父母。后来，这种关系成了大会最牢固的纽带。

闻一多在1940年给赵丽生写信说:

我早年学的是绘画。十几年了，好久没玩了。我是专门搞考证的，我在那堆旧论文里找到了人生。我以为我的精神已经不行了。抗战结束后，尤其是二月，我在走路的时候，每天都和同学、少年相处，于是又变得童心未泯。一路上画了100多帧风景画，到了昆明后又参与了两次话剧工作。我不知道我是谁，但还是我的耳朵。

在路上，我们朝夕相处，与同学们深情相见。闻一多也从青年中汲取活力。本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的一言一行对年轻人的影响最大。可以说闻一多和年轻人是知心朋友。

走着走着，已经商定学生们成立一个诗社，他当导师。

诗意的生活，诗意的家庭

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谈到了这个行走群体的经历:

五位教授中有两位中途退出了。黄子健因为职位的原因先去了昆明，一直都是坐公交车。袁熙媛因为走不动，坐了很多次公交车，只有李继东、曾昭伦和我是步行者。我们到达昆明后，自然每个人都感到惊讶和钦佩。杨曾对长沙人说:“参加旅行团，要带一口棺材。”这次去昆明，见到他就对他说:“如果这次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给你了。”于是他们笑了。

坚持走，他心里很自豪。他在长沙的笑话，表现了教授间的幽默，也表现了闻一多的豁达。

路上经常会有很多人为了一些小病去找医生吃药，但是我一次都没做过。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的健康状况还不错。经过这次锻炼，我自然更好了。现在，我红光满面，能吃能睡，走路也快，更不用说了。

一个如此热爱生命和健康的人，唉，在壮年时被一颗子弹拦住了。看到这里，他不禁感慨:王先生为了真理，不惜一死。

去睡地板，走累了就睡着了。有许多臭虫、跳蚤和虱子，但我不怕它们。一天走60英里不算什么。如果你已经走过了60英里，有时80或90英里，有时甚至多达100英里，你会忍不住抱怨，但你实际上已经走到那里了。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他永远是一个照顾者，肩负着外面的风雨。

至于沿途风景的美和奇遇，各种花草树木鸟兽，各种房屋电器，各种服饰的人，真的告诉我从何说起！路上写日记的人很多，我一个字都还没写。十几年没画过画，这次被自己的兴趣折服，画了五十多张素描。打算以后做个序言，把整个印象描述一下，一起打印出来留作纪念。

给妻子的信无所不谈，可见夫妻俩的感情密不可分。

还有一件事，你很快就会看到，就是我的旅行照片。以后不要笑，因为我长了漂亮的胡子。这次Linda搬来昆明，搬出了好几个胡子，但是大家都说我和冯志生最漂亮。

这里就不说什么“留了胡子就聪明了”了。我只对我老婆说美丽和骄傲。这是闻一多作为“大丈夫”的感受。

闻一多正在用诗人的气质构筑自己的家庭理想。儿子温丽雕说:

他还喜欢在月夜教我们背唐诗。在晋宁，我们住在楼上。窗户很大，可以打开，相当明亮。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窗户打开，整个月光都能洒进屋里，一片月光。这时，在月光下，他也教我们背唐诗，或者叫我们背给我们听。记得《春江花月夜》就是这个时候学的，印象特别深刻。

他给朋友们写了一封信，说他想诗意地生活和家庭。他年轻的时候，从清华回家后，给我们的叔叔哥哥们教诗，背诗。后来，甚至在我结婚后，我也给母亲写诗。作为一个诗人，他希望诗意化他的生活和家庭，所以他这样做了。

抗战带来的流亡，安逸的校园生活的丧失，贫困的来临，这些都没有扰乱闻一多的内在人格。“随着战争的开始，环境很恶劣，但他还是一如既往，这与他的整个风格和思想是一致的”。

三文李鹏回忆说，父亲休假时，带着全家去呈贡县，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悠闲地度过:

今年轮到我爸爸休假了。假期，我们搬走了，搬到晋宁。在晋宁住了一年后，父亲利用假期教我们诗歌。唐的诗有《长恨歌》、《琵琶行》。我们年轻时背过很多诗。

在晋宁的郊外，有一片草地。他带我们去了那里。拿一条毯子，铺在草地上，他泡了一壶茶。他和我妈坐在我旁边，喝茶。然后我们在那里翻筋斗，捉蝴蝶，在草地上玩耍。他和我妈妈坐在那里，微笑着看着我们。

当时闻一多头部受伤。当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时，他出去寻找他的大儿子。一颗炮弹炸下来的墙砖砸中了他的头部，满脸是血，吓坏了家人。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诗意人生”的理想。

当我们玩完后，他会给我们回电话。他有时给我们讲古代神话，有时教我们背唐诗……云南的天特别蓝，幽兰高悬，白云飘在上面，远处一片绿色。我们在那里背诵唐诗。那时候虽然很小，但我真的觉得好像进入了诗的境界，所以对我们的心灵是一种熏陶。

闻一多有很强的不容易被打败和气馁的个性。透过烟雾和云层，他总是在呼唤春天和明月。

女儿温明说，在她住的家里、院子里、房子里都能看到月光，所以她爸爸教他们背诵“春江潮为连海平，明月生于海”。

我们摄制组到龙源村拍摄闻一多故居，这是昆明典型的“一封”住宅。从空中俯瞰，整个庭院看起来像一个优雅的银赫，中间的庭院看起来像一个要放置印章的空地。

住在这样规整甚至封闭的房子里，人们可以仰望天上的月亮，想象海上的风景，河边的离异女人和渴望月亮的流浪者，这是由深刻的诗意和人类的博爱引起的。

闻一多的众多肖像画中，石林拿着烟斗的那张最有个性，也最漂亮。王先生在微笑，但他的笑容没有因为他用牙齿咬着烟斗而扩散，但他的手势中有一种内心的自满。

士林是联合大学绅士们最喜欢的地方，有壮观的石笋。当地彝族经常在民间节日举行歌舞晚会。

王老师一边听着大学生们的诗歌朗诵，一边乐此不疲地载歌载舞，架起了现代与古代青年的桥梁，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个社会学的多维思考空间。

他好像有了新的发现，就笑了。

为正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宣布解散，第一批学生当天北上。1946年7月1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后一批学生早上7点离开昆明北上；晚上9点，抗战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街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在闻一多的大女儿温明的记忆中，闻一多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洗脸就起身离开了。当我们到达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死了。

白色恐怖的最后时期，闻一多受到“警告”的威胁，家人几乎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

当时我们在家里都很紧张。我妈也在家等着。当他回来时，我母亲知道李公朴叔叔被暗杀身亡。父亲回来后，没有说话。他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靠在那里。我妈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我妈说不出话来。当时大家都很清楚。早上，人们不断告诉我父亲，你是黑名单上的第二个人，说文先生，你要非常小心，最好不要出去。

甚至有人送我一套西装，说，文先生，请乔装去。你可以穿过栅栏跑出去。你不出去，国民党就要暗杀你了。我收到了我妈妈的来信，然后那套衣服还在椅子上。

但父亲一点也不害怕，照常出门。敌方不断威胁。白色太恐怖了，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味。

闻一多在最后的日子里知道自己在向死亡靠近。周围的人意识到，他们想阻止他，想让他转身离开这个危险又局促的环境。

在最危险的时候，李公朴先生被杀后，我母亲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对国民党非常愤怒和愤怒。另一方面，我担心我父亲会是下一个被杀的人。所以，有时候她也劝他说，你别出去了，少运动。我父亲告诉我母亲，它现在就像一艘船，我们在海里遇到了一场大风暴。这个时候，作为船上的人，我们需要掌握好这个舵，让船不翻就能到达彼岸。如果我们放弃，让风浪把船吹走，船可能会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坚持就不行”。

闻一多说，这就像一艘大船。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善于想象和比喻的诗人。“这艘大船”是什么意思？他必须独自留在船上。那是什么意思？

闻一多当时的行为有一种谁也阻挡不了的内驱力，那就是对大局负责，对受害者负责。当学校已经被疏散，一切都没有支援的时候，他就作为一个收拾局面的人留了下来。

闻一多最后几乎选择了殉道之路，这是他理想中的“学者”性格，忠于自己一贯的信仰，出现在艰难的时代。

但是这个时候父亲怎么可能不出门呢？李公朴叔叔的尸体还在医院里。所以，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出去了。那几天他天天不在家，每天早上出门，中午回来在家吃个饭。他吃饭时很少说话。吃晚饭的时候才看到他，都觉得气氛特别恐怖紧张。

最后，闻一多践行了“士可杀，不可辱”的行为信条，成就了伟大的人格。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在云南大学法院举行的《李公朴先生遇刺案报告》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最后讲话》，痛斥国民党特务，呼吁建立新中国。

当时那么多同事劝我父亲，他同意了。他说好，我不说。但是在会上，当他看到李阿姨已经说不下去了，李阿姨又伤心又生气的说不下去了，这个间谍一点人性都没有，还在会上捣乱，吹口哨。然而，我父亲真的很生气。当他接手这个案子时，他走上讲台，做了最后一次演讲。

这次讲座后，学生们不放心，就把他送了回去。他也知道这已经是面对面的冲突了，他知道死亡更近了。

因为《民主周刊》要开新闻发布会，由他主持。他下午休息了一会儿，像往常一样出去了。出去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记者法西斯暴行，宣传民主运动。就是今天下午回来的这个会，回来就被杀了。

听到外面的枪声，家里人知道闻一多被暗杀了:

当我跑到门口时，我看到我父亲和我大哥躺在血泊中。西仓坡上没有人。那时，我们跳到了我父亲身上。我叫我姐姐，爸爸！爸爸！我们叫他的时候，他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是嘴唇在微微动。我妈抱着他，把他的头放在她身上，流了我妈一身血。我们也跪在他身边。看到父亲的嘴唇由红变紫，变成黑色，我们心里基本明白，父亲很可能要死了。

此时，文的大儿子正睁着眼睛躺在一边。

温明说，“老大哥永远不会忘记那只眼睛。当时他的眼里充满了仇恨。”

我问温明她当时多大了。她回答说:“我十四岁，我妹妹九岁多一点。”

闻一多的二儿子、三儿子已随师生离开昆明返回北方。大儿子李和和父亲在一起，家里只有年轻的姑娘和柔弱的妻子。

大部分师生已离开昆明，庆祝期待已久的抗战胜利。闻一多是有资格享受这种凯旋的。然而，他似乎忘记了在清华北校区等着他的安静的学习。

一个爱接近和引导年轻人的魅力绅士，他的遇害也引起了各方的震惊和愤怒。

在回顾自己的政治选择时，吴征镒谈到了四十多岁因病致贫去世的吴鄂珍先生:“过去我们总以为读书救国，可以继续在国立西南联大后面的地方昆明工作。他去世后，我深深感到这条路走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是我改变想法的重要机会。”直接推动他前进的是闻一多的死:“第二个大刺激是闻一多先生，因为他敢说话，敢反抗。结果国民党毒死了他。可以说是被乱枪打死的，身中十几枪也没有办法当场救他。他也在四十多岁英年早逝。所以，这两个刺激，让我坚定了跟共产党走。”

2009年秋，我采访前清华学生姚秀燕时，她指责国民党特务政治，气愤地说:“他们杀了闻一多，就失去了人心。他们怎么可能不失败？”

书生品格是一种历经世代弘扬正义、催人奋进、反对暴政、关爱弱者的铮铮品质。

虽然有几千人，但是我要去！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时候，往往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意识。比如谭嗣同和秋瑾，两人都可以“一走了之”却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坚持留下来以示信仰。

对于闻一多来说，那个时代并不遥远。

闻一多的牺牲，有着和谭嗣同、秋瑾一样的“殉道”气质。

当我面对闻一多的众多子女，怀念他们的感受时，不禁感叹。

闻一多不同于那些已经下定决心牺牲的战士。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当时一群孩子未成年，相依为命，妻子被恐怖折磨，而丈夫威风凛凛，一去不回，和平时完全不一样。

如果闻一多也踏上北上的列车，过几天就回到清华老家，回到战前教授的富裕生活，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闻一多是最有资格享受抗战胜利果实的人。但他被眼前学生朋友的鲜血所激怒，动怒，在暴力面前毅然放弃生命，表达了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意志。

十一、合起来就是“秀才”

2016年9月，我去成都见了马识途先生。马永远是一个作家。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文科。他思维莽撞，记忆力也和别人不一样。

马说，“闻一多当年想办一份叫《第十一》的报纸，这合起来就是《读书人》。闻一多办这份报纸的目的是提醒和完善他当时作为学者的人格。”

我想这可能是研究闻一多一生的点睛之笔。

如果说抗战是闻一多重新设计和塑造自己人格的过程，那么他的理想则是建构一个时代“学者”的内涵和价值观。

最早学习“六艺”的文人，服务于一个阶层的王公、宫廷、皇族。他们受过特殊训练，有特殊的精神修养。在历代先辈的奋斗历史中，这群人——“知识分子”，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在危机时刻发号施令，牺牲小我拯救民族，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五四”以来，“学者”的身份一直受到质疑。但中国文化的深厚传统还是会让新知识分子不断检讨“士”的品格来锻炼自律。

闻一多作为中西学人的新潮代表，在西南联大时期重新标记了自己的学者人格，这是一种回归。他意识到这些道德品质在抗日战争中仍然是中流砥柱。

罗勇和闻一多同时在西南联大讲授楚辞，两人都怀抱着复兴“士君子”的情操理想。《西南联大校歌》中罗勇的歌词直接表达了“君子”和“士”的使命:

耻，终成雪，在中国发展，出类拔萃。那么13%的家庭，坚挺的胸部是很难折叠的。担心新国运，耐心并渴望从过去吸取教训是多么困难。

罗勇在《鸭塘讲座》中说:原来，读书人之所以是读书人，是因为他们能以饱满的人格和文化的重任有所作为。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信，而这种自信的培养，完全靠“士”以其整个人格来承担。

正是这种“学者”的使命，使得闻一多的思想和行为明显有了很大的转变。

周围人能感受到的是，他内心的动力和开放度增加了，他的心灵、才华、言语、行为都豁然开朗，豁然开朗。他与这个世界有着更广阔的主动联系，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燃烧的心和博大的爱。

这种变化的起点是“国难”。

从七七事变，他弃家上船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出他对臧克家说的话，他对时局的心理准备，以及一种“大弃”的气节。

和父亲一起在码头上等候的三儿子文李鹏回忆说，当臧克家问闻一多:“你的古籍呢？”闻一多回答说:“国家的广大领土已经丧失了。我的小书是什么？”

他的言论是开明的，他正遭受着民族危机。他不仅仅是一个担心自己的草率的难民。

此时的闻一多已经在准备为国难承担更多的责任和牺牲，并将其视为己任。

到了昆明后，为了躲避轰炸，教授们都搬到乡下去了，房子不够用，就发生了“隔帘读书”的故事，可见闻一多与普通教师相比是有区别的。

他慷慨地邀请找不到房子的华一家与他同住。我想这和他对中国身体残疾更深的同情有关。闻一多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可以“情绪化”，这是很大的感受。

一位老乡曾回忆说，“瘸子”在村口的牛粪上滑了一跤，很久没起来。闻一多能体谅人，有了华的身体，他在战争中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文佳和华佳的孩子至今相处得很好，可见同室操戈的真挚情谊。

“读书人穷”，这也是读书人的性格。闻一多的老婆种菜，他管印刷。

闻一多一生追求一种清晰透明的信仰。虽然他的信仰变了，但是让人觉得有一点没变。这个不变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闻一多对自己的定位。因为一个读书人要有“闻讯而死，可以晚矣”的精神，“君子闻之而乐”，“从善如流”的精神。

当时父亲去闻一多家看门楣上的题词，全城皆知:“鸟兽不可同群。我不是本地人，谁跟我来？”

父亲非常欣赏这种爱恨交加的刚毅精神，把这句话讲给了我的童年。

闻一多选择屈原作为“士”的人格立意的“本原”，回归到天地之间的大我、仁义。

他最喜欢的诗句是:“哀人之命何其难”“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心目中的“书生”接近屈原的形象。他特立独行，草高冠高，把高贵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论语十则》:曾子说，“士不可不忠，其道任重而道远。你不认为这是你的职责吗？之后，不是很远吗？”子曰:“寒则知松柏凋。”

闻一多来到“松柏”的舞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践行着“威武不屈”、“一个人可以被杀，不可被辱”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