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包括“中华文明探秘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要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努力。

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中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中华文明探索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中国几百万年的人类历史、一万年的文化历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起源于古代历史和传说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要追溯，要靠考古研究和发现。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基于这些重要发现，学术界认为，要探讨中华文明的形成，应着眼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家夏鼐和苏的倡议下，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任务正式提出。40年来，包括“中华文明探秘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深入推进，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

中央聚落开始出现，社会的复杂性得到充分发展。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史前农业自1万多年前萌芽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经过漫长的发展，最迟在6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对栽培作物的综合驯化，包括耕作、犁耕、收获和粮食加工的全套农具，南方水田改良和供排水结构，牲畜饲养，表明当时的农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成为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人类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食物，为人口增殖、群落扩张和复杂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大约5700年前开始，许多当地村落出现了中心聚落。如陕西滑县胡荃村、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等地的遗址。，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的面积，远远大于周围几万平方米的普通村落，而且他们的制陶、制石等手工业水平和分工也明显高于普通村落。此外，从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质量和数量等方面的悬殊，也可以看出社会成员财富和地位的明显分层。，这表明社会的复杂性已经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铺开。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新生事物，它将原本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与邻近的部落建立了各种关系。结果，定居点内部和定居点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联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以大聚落为中心，普通村落众多的社会结构，与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五帝“国”和“国”相似，故称之为古国。从大约5700年前开始，古代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成为各地较为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天下万国”的古代。

良渚文化率先进入文明阶段，开启了史前文明的浪潮。

从大约5000年前开始，前一阶段发生在聚落群体中的融合行为已经扩展到某些地区的聚落群体乃至整个文化区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有些地方是最先进入文明阶段的，典型代表就是分布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

近年来的田野考古揭示了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高墙环绕的庞大良渚古城和古城周围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出良渚人掌握了高度的科学技术，这意味着存在一种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能够有效地组织和使用巨大的社会资源，而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甚至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古城内有高标准的宫殿建筑。良渚社会分工复杂，社会阶层明显。除了贵族，城市居民也有制作玉器和漆木的工匠。基于功能和行业的居民结构与血缘关系形成的农业村庄有很大不同。古城内没有农业生产的迹象，城内发现了大规模的储粮。据此估算，古城直接垄断了约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等资源，可见城乡之间存在着明确而密切的管治关系。可以说，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中最高层次的政治中心、宗教中心和手工业中心。

这些事实都表明，良渚文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史前文明浪潮已经开始。总的来说，与良渚文化同时或晚于良渚文化，长江中游早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快速发展的趋势。

二里头文化诞生发展，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

距今约4300年至3800年，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又称龙山时代。这一时期突出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文明分布的大格局上。步入文明阶段的先行者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相继衰落，而黄河流域的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的速度，成都平原也露出了文明的曙光。其中，一些巨大的古城，如陕西省神木市的世茂、延安市的庐山毛、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的宝墩等，引人注目。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社会文明的内容。一方面，从中原到陕北，考古发掘出的暴力和战争相关的资料明显增多，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另一方面，来自中亚的小麦作物及其栽培技术，牛、羊、山羊等牲畜和青铜冶炼技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先传到西北，再传到中原。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比如陕北世茂文化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引入了羊这种既不能与人争食，又不能在黄土高原不利于农耕的深沟峡谷中饲养的家畜，从而提供了更多的优质食物资源。

这一时期末期，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在剧烈的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的重组和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边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诞生了距今3800年左右的新文化，即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与文献中夏人的活动区域一致，其时代属于夏朝史传的范围。就规模和复杂程度而言，二里头遗址无疑是二里头文化的首都。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二里头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物品，如张雅、玉刀、镶有青铜饰品的绿松石、陶器印章等，广泛流传到外界。这些物品不是普通的家用器皿，而是礼器。所以，他们的传播实际上是中原社会政治礼仪、制度、观念的传播。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辐射四方，不仅再次改变了中华文明的进程和格局，也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融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历史进程，中华文明由此进入王朝时代。

不断深化研究，努力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

发现良渚、陶寺、世茂等具有原始民族形态的文化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农业、科技显著发展，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二是阶级分化，表现为贵族宫殿和墓地的出现。同时，高档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由贵族控制，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形成；第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出现；第四，有一种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即王权，以及由其建立和控制的区域政权。这是建立在中国历史考古资料基础上的文明标准，也是对长期缺乏中国历史内容的早期人类文明理论的重要补充。这些标准不强调冶金和文字，主要是在西亚和埃及的文明资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说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总的来说，经过近40年的探索，学术界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总体过程、阶段性发展、各阶段的主要内容和最早的民族特征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也要看到，在这些成果中，描述性的内容多于理论性的总结和升华，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努力。

与此同时，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复杂性。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不仅是一个持续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地方文明集群，分布在黄河、长江、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等广阔的土地上。是世界上同时期最大的古文明，学术界长期称之为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同时，这个集群中的每个地方社会也有自己的文明进化模式和特点。近年来，对这些地方文明的演化过程、成因机制、途径和路径的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这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他们如何通过综合研究，在相互学习、交流和掌握中逐步扩大发展和融合的趋势，凝聚和形成中华文明的特色，最终形成中华文明不断延续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