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智慧不仅浓缩在以“经史子集”为载体的大经之中，而且以实践的形式深深植根于先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因其时代性，主要属于经典研究的范畴。古典主义作为人类在古典时代的智慧，因其贴近人类生存，直接关注生命本身，属于早期人类共有的博物学传统。

今天，人们一听到“博物学”这个词就觉得奇怪，以为是博物馆里保存的老古董或者死东西。其实博物学虽然古老，但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它是我们身边的知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和运用的智慧。所谓博物学，就是广义理解万物的学问，正如孔子所说的“多知虫鱼鸟兽名”。相反，近代以来，数学知识离我们的生活更远，需要专门的技能和训练，大部分只能在专业的课堂上学到。因此，博物学知识既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又有生活实践的内涵，包含大量不可复制的个体经验，是典型的“活学活用”。

西方人把博物学叫做“博物学”，翻译成中文就是博物学，和现在所谓的博物学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博物学主要是描述自然(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的种类、分布、性质、生态)的学科；有时也叫博物学，是指对自然界的宏观观察和知识分类，包括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内容。因此，博物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综合学科，也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传统。

博物学知识一般是具体的，与人的身心经验密切相关。在自然历史的语境中，人与自然的接触是直接的，人的感受是多样的，人的生活体验是具体的。它不是纯粹的知性，而是包含了积极分子自己的生活感受，从而使积极分子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例如，在自然历史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简单和客观。自然、生活等。是精神的或神圣的，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人们才被生命本身所感动和关怀，才体会到生命的本来意义。所谓诗意的栖居，只能是自然的栖居。

由于自然历史是从地球上先民最基本的生存经验中自然形成的知识，它来源于人民日常生活的直接需要，而不是诸如求利等增殖需要。它属于当地人民的地方性生活智慧，因此具有自然性、本土性、个性、亲近性、参与性和具体性的特点。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秩序相一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思想的结晶。如果从大的方面看，是地方的，是民族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人格。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知识主导型轴心文明，是博物学的智慧。古希腊人所谓的“爱智慧”，只有在博物学的范式下才有可能。

近代以来，随着数学知识或实验科学话语统治地位的确立，人类在完成对自然规范的知识统一的同时，由于自然数学的可视化和活动的技术化造成的人与自然的距离，人类失去了与自然的直接和自然的联系。于是，人类经验的现有方式和内容被大大压缩，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感受不再是具体的、真实的，而是技术性的、形式化的。这是现代性干预人类经验的结果。因此，我们越深入推动自然，就离它越远。尤其是数学知识与资本文化的勾结，助长了工具主义的流行，颠覆了基本的价值和意义，导致了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的“上帝死了，自然死了，人也死了”的论调，反映了工业文明的绝望情绪和思想中深刻的虚无主义。因此，淡化现代性后果的基本途径之一，就是回归被现代科学和工业所阻隔的自然历史传统，让生命直接面对自然世界，恢复人们对宇宙的特殊认识，在自然历史的基础上重建人类生活。特别是自然历史文化不会形成虚无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文化，没有虚无主义的特点。这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高幸福感、低自杀率的重要精神来源。它的内在价值，在今天这个匆忙失去个体自我的时代，依然有着疗愈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历史上从未被打破的深厚博大的博物学传统的国家，有着无与伦比的底蕴和内力，是能够提供最重要的传统资源来治愈现代性之病的国家。然而，由于中国自身现代化的滞后，快速发展的过程引发并积累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承和复兴传统的经典学习经验，纠正人类发展中的偏差，已经成为我们自己和世界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但是，自然历史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和延伸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整体性的存在。如果只是按照现代性的本质模式去寻找一些对现状有利的元素，只会继续学习“逆格义”的方式，最终导致杀鸡取卵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反思和探索如何根据博物学的原理和特点，发展新的教育方法和传承形式，以最大的力量繁荣和传播中国古典学。

首先，要在普遍文化精神方面倡导和确立自然历史的情怀或精神，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万物的统一性，承认多元共生、互利共赢，倡导包容、互尊、欣赏甚至赞美，要求强者克制自己，适度改善弱者，共担责任。

其次，整体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人类知识史上有丰富的自然历史资源，是人类处理自然的第一手经验。这种教育要系统的进行，包括系统的实践训练和身体知识，而不是碎片化的。

第三，弘扬国学经典要落实在行动上。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也是衡量今天“做人”的基本标尺。否则对中国古学的学习只会停留在口中，也就是空学、假学，这是假学和口语国学的对立面。今天，中国已经进入知识时代，但我们在生活中却发现了大量令人震惊的“以礼扫地”的现象。这种知识与美德的异化是中国社会道德困境的根源。因此，让道德倡导者重新成为道德实践者，应该是知识分子在历史转型中的一项根本任务。

诚然，中国经典的复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的排他性追求，而恰恰是对中国经典视域内一切建设性文化的接纳。今天，整个地球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人类的生存需要更多的合作与共赢，需要最起码的理解、相互尊重和自我克制。所以，作为中华文明的根本精神，兼容并蓄的世界精神，中国古学的重要原则，谦让隐忍是中国古训的内在教养，这恰恰是一种从古至今始终具有极高人类价值的高尚精神和智慧状态，也是推动人类永恒和平和中华民族走向未来新文明的无尽发展的活力之源。